歌乐山坐落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添利富，若非专注旅游的人士，或许对这里并不熟悉，但你一定听说过这里著名的渣滓洞和白公馆这两处地名。
渣滓洞和白公馆在1939年被国民党军统改建成秘密监狱，数以百计的革命志士曾被囚禁于此。岁月流逝，这两座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监狱，如今已经转变为革命纪念馆，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记忆。
如果你曾踏足这两处之一，极有可能见到一面特殊的五星红旗。这面旗帜与我们常见的标准五星红旗略有不同：最大的那颗五角星位于旗子的正中央，四颗较小的星星围绕四角，环绕着中央的大星，形成独特的排列。这种设计是否让你感到有些不寻常？
然而，正是这面稍显不同寻常的五星红旗，承载着无数革命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光荣与牺牲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这面别样的旗帜，就是被先烈的鲜血染红的象征。
国民党对我党成员和各界爱国进步人士素来怀有深刻的敌意，他们称这些人为“政治犯”，经常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抓捕入狱。
展开剩余89%在重庆，国民党最臭名昭著的秘密监狱莫过于渣滓洞和白公馆，这两处监狱也被称为“活棺材”，成为许多革命志士最后的囚笼。
渣滓洞原本是一个小煤窑，因为煤矿中充满了渣滓而得名。
1939年，国民党军统特务发现这里三面环山，地势隐蔽，便残忍地杀害了矿主，强行霸占了这片地方。
随后，渣滓洞被改建为秘密监狱，设有内外两院，牢房、刑讯室、办公室等设施齐全。虽曾短暂废弃，但在解放战争期间，这里再次成为关押革命志士的黑暗场所。
1947年6月1日，国民党开始大规模抓捕进步学生和新闻界的爱国人士，仅在重庆地区，就有两百余人被捕，其中大部分被关押在渣滓洞。
1948年4月初，重庆地下红色报刊《挺进报》的印刷点因叛徒出卖被暴露，百余人遭捕，58名同志惨遭杀害，负责人陈然也被押入渣滓洞。
除了“六一事件”和“挺进报事件”的受害者，渣滓洞还关押过著名的“江姐”江竹荪、爱国将领黄显声以及革命烈士许建业等，监狱内最高峰时囚禁了三百多名革命者。
被囚禁于此的革命者们面对的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残酷折磨。
钢鞭、铬铁、电椅、老虎凳等酷刑听起来已经极为残忍，而国民党特务们更是不惜施以“披麻戴孝”、“踩肚灌水”等惨无人道的刑罚。
所谓“披麻戴孝”，即是先将受刑者皮开肉绽，再在伤口上贴满布条，待伤口结痂愈合，布条被粘得紧紧的，然后特务们用力撕下，所引发的痛苦远胜之前的毒打。
这只是渣滓洞无数残酷刑罚中的冰山一角。即使如此，革命者们始终未向敌人透露组织半点秘密。
更讽刺的是，国民党特务竟然在渣滓洞的放风场竖起“回头是岸”、“切莫执迷”等标语，简直是“贼喊捉贼”添利富，令人嗤之以鼻。
而白公馆同样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秘密监狱。
白公馆原为军阀白驹的私人别院，隐匿于群山之中，自然成为国民党特务关押革命志士的理想场所。与渣滓洞相比，白公馆的内部条件相对较好，关押的大多是名气较大的“政治犯”。
曾被囚禁于此的有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、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、黄显声，还有被称为“小萝卜头”的宋振中等。
白公馆最高峰时关押了两百多名革命者，他们同样忍受着严酷的拷打折磨。但与渣滓洞的革命者一样，他们始终未出卖同志，尽管身处暗无天日的牢狱，仍然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。
渣滓洞监狱内曾贴着一副对联：“歌乐山下悟道，渣滓洞中参禅。”短短十二字，生动传达了囚徒们对敌人威胁的蔑视，对共产事业的坚定信念，以及苦中作乐的超然心态。
革命战士罗广斌曾形象地将国民党军统警备部比作“小学”，渣滓洞是“中学”，白公馆则是“大学”。在他看来，忍受刑罚和拷打不过是磨炼，而被关押暗室则是进修。
那面独特的五星红旗，正是出自他的手笔。身处敌营，心中却始终牵挂着组织和人民。
1949年10月1日，这一天成为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的日子，因为新中国宣告成立。可这激动人心的消息，却迟至一周后才传入渣滓洞和白公馆革命志士的耳中。
10月7日，被关押于白公馆二室的罗广斌同志在放风时，偶然听到看守谈论新中国成立的消息。
仔细听后，他才知道，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已经在天安门广场飘扬了整整一周。
虽只有短短十分钟的放风时间，这对罗广斌来说却异常漫长，因为他急切想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递给狱友们。
回到牢房，他满怀激动地告诉大家新中国成立的喜讯。尽管特务严密监视，他们还是短暂拥抱庆祝，却很快被迫分开。
深夜时分，罗广斌辗转难眠，他心潮澎湃地想象着五星红旗的模样。醒来时，发现同志们也未入睡，他低声提议：“不如我们做一面五星红旗，等解放那天拿着它冲出去！”
同志们纷纷响应添利富，但狱中条件艰苦，材料哪里找？
很快，他们集思广益，决定就地取材。罗广斌剪下一块红色被面作旗面，虽无小刀，只用捡来的铁片磨制成“刀”。
有人找来了黄色草纸，努力剪出五角星的形状。无针线、无浆糊，如何固定五角星？有人提议用剩饭粒来粘贴……
工作完成后，大家却不确定星星如何排列。这时有人说：“最大的一颗星应放在正中，四颗小星围绕四周，形成一个圆圈……”
于是，虽然从未见过真正的国旗，这群革命志士凭借想象和信念，用有限材料做出了一面别具一格的五星红旗。
多年后，罗广斌老人回忆此事，仍感慨万千，眼眶湿润。
既是对那段艰苦岁月的怀念，也是深深的遗憾——当年与他一起制作旗帜的许多狱友，终未能亲眼见到真正的五星红旗。
1949年11月27日，距离重庆解放仅有三天。然而这三天，却像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。
渡江战役后，国民党失去了政治中心南京，接连退守广州和重庆。尽管大势已去，蒋介石依旧顽固不化，甚至声称“输掉内战，是因为杀得不够狠”。
军统头子毛人凤专门叮嘱负责渣滓洞和白公馆的特务徐远举：“对关押的共产党人绝不能手软，尤其是杨虎城，必须先下手为强，连累他全家。”
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正悄然酝酿。
但早在9月6日，杨虎城将军一家已被特务残忍杀害，宋绮云夫妇和他们仅8岁的儿子宋振中也惨遭屠戮。
为了掩盖罪行，特务们销毁杨虎城遗体，偷偷埋在花坛下，宋绮云一家的尸体也被秘密掩埋。
关押者们虽不知具体下落，却心知肚明他们凶多吉少。
偷听到守卫的谈话后，大家意识到国民党正在准备一场更加血腥的屠杀。
有人提议派一人假意投降，出狱后联络组织，再救出其他同志。
这个方案可行，但没有一人愿意妥协，他们的铁骨铮铮不容许对国民党特务低头，哪怕是假降服也不肯。
最终，罗广斌挺身而出，决定假意投降，承担这艰难使命。
然而，他们未曾预料国民党的疯狂程度。重庆解放临近，特务们愈发焦躁，开始陆续处决他们眼中重要的革命者。
10月28日，陈然、王朴等10名烈士壮烈牺牲；11月14日，江竹荪等三十余名同志遇难。
血腥屠杀一直持续至10月29日重庆解放前夕，期间共有321人惨遭杀害。除去少部分叛徒及身份不明者，真正殉难的革命者达到285人。
其中尤以27日最为惨烈，渣滓洞和白公馆大部分被押者便在当天倒下。
据事后统计，10月27日当天遇害人数达207人。
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杀戮，许多革命者与同志对视一笑，英勇赴死；有人高喊“蒋家政府终将覆灭”；有人留下慷慨激昂的诗句表明志向……
12月1日，解放军终于攻入隐藏于歌乐山下的白公馆与渣滓洞，可那时绝大多数同志已被残忍杀害，幸存者仅剩三十五人。
那面由革命者凭着信念和想象，艰难制成的五星红旗虽然简陋，却蕴含着无比深厚的历史意义。
在它背后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革命精神。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与坚持，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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